父亲骑着那辆“永久牌”摩托车离开时，麦浪正在六月的热风里翻滚。车后座捆扎的编织袋鼓胀如帆，发动机的轰鸣惊飞了晒场上啄食的麻雀，在黄土路上犁出一道蜿蜒的尘烟。母亲站在晒场边缘，手里攥着褪色的蓝头巾，风将她的衣袂吹成一面簌簌作响的旗。她说父亲要去宁夏做生意，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，尚不知宁夏到底有多远，只记得父亲掌心粗糙的触感混着机油味，在我发顶短暂停留。

村里小卖部的红色公用电话成了连接两千公里的脐带。每月初五黄昏，母亲会牵着我穿过飘着麦糠的晒场去等电话。老旧的电话机摆在杂货柜台上，周围散落着水果糖和火柴盒。店主老李头总是先喊一嗓子：“宁夏的长途！”，母亲总要把听筒紧贴耳廓，父亲的声音穿过滋滋作响的电流，像隔着一层薄雾传来。“好好念书”“听妈妈的话”，简短的叮咛后便匆匆挂断，硬币落进铁盒的脆响，是童年最熟悉的韵律。有次我踮起脚对着话筒喊“爸”，却只听见忙音在耳蜗里凿出的空洞，母亲转身时，往我手心塞了颗融化变形的水果糖。

父亲在那里做印刷生意，带回的样册里藏着我的整个童年。铜版纸光滑冰凉，印着各式各样的图案。我最爱翻那些彩页，手指摩挲过凹凸的烫金字的轮廓时，猜想父亲的指纹是否也曾在此停留。他只在年关归来，腊月的风像钝刀刮着脸。我蹲在村口老槐树下，远远望见长途车卷着黄尘驶来就跳着挥手。父亲下车时总会举起鼓胀的塑料袋，里头的枸杞红得夺目，像是把整个西北的热烈都揉碎了塞进去。

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，母亲买了部小灵通。银灰色的机身，掀盖的设计，成了家里最金贵的物件。父亲来电的时间不再固定，但对话依然简短：“吃了吗”“钱够不”，随后便是电流承载的沉默。小灵通的绿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，有时会漏出几声咳嗽，那声音穿过戈壁滩的朔风，抵达时已支离破碎。

大学四年，智能手机取代了小灵通，通讯录里那个号码却很少被点亮。偶尔的通话，内容依旧简单，只是末尾总会多一句：“该花就花。”毕业那年我选择入伍，父亲专程从西北赶回送我，在登上开往军营的绿皮火车时，我回头，父亲站在送别人群中，风掀起他两鬓的霜雪。他忽然举起右手挥动——这个生疏的动作让我怔忡，旋即明白这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同我告别。

有些爱像黄土塬上的风，看不见却刻进每道沟壑。它藏在初五准时震颤的铃声中，在小灵通电量告罄的警报里，在一沓汇款单洇开的墨迹间。父亲的爱是岁月最克制的叙事，如同那辆摩托在漫天黄沙里独行，不曾鸣笛却始终向前。如今每当看见枸杞在茶汤中舒展，总错觉那是父亲年复一年，在时光里缓缓绽放的思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