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昏的风掠过窗台，掀起桌上泛黄的笔记本，那些写满东帝汶日子的纸页沙沙作响，像被风吹动的棕榈叶，又像记忆深处此起彼伏的海浪声。忽然惊觉，原来时光早把那段异国岁月，酿成了一坛越陈越香的酒，轻轻启封，往事便裹挟着咸湿的海风与炽烈的阳光，扑面而来。

这一切，得从 2018 年那个夏天说起。当时，在结束了公司的统一培训后，我和先生暂时被安排到福建闽江水口水电站实习，那是我们初尝工地生活的滋味。项目扎在离福州市区 84 公里的村子里，方圆几里连棵像样的梧桐树都少见。没有奶茶店的香气，没有电影院的光影，唯一的小卖部蜷缩在项目部门口，货架上蒙着层薄灰的零食，成了我们枯燥生活里难得的慰藉。

记得那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，我瘫在办公桌前，对着窗外的蝉鸣叹气，转头问同办公室的芳姐：“这样的日子，您怎么熬过来的？” 芳姐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推了推眼镜，眼角的笑纹里藏着故事：“丫头，这算好的了。我在喀麦隆曼维莱水电站待了五年，那儿的蚊子都比这儿的巴掌大。” 她的话让我心里凉了半截，却也在好奇心的土壤里，埋下了对海外工地的种子。

转眼到了 10 月，计划好和先生一起去比尼瓦拉克水电站的行程，被一纸调令打乱。东帝汶一号国道项目急需翻译，他去了比尼，而我要独自踏上东帝汶的土地，实验室的梁主任特意和我同行。在机场，他一把接过我沉甸甸的行李箱，调侃道：“小张翻译官，这一路可得靠你‘导航’啦！” 飞机舷窗外的云层翻涌，梁主任给我讲他在东帝汶遇到的趣事 —— 被当地小孩追着要中国糖果，在暴雨天抢修设备浑身泥泞却笑得像个孩子。那些故事像星星，渐渐驱散了我心底的不安。

当飞机降落在帝力机场，热浪裹挟着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当地员工 King 早已等在安检口，他用带着咖喱味的英语热情招呼：“Hello！Mr. Wang sent me to pick you up！”我忍不住打趣：“那我可得拜你为师，恶补东帝汶文化。” 他咧嘴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帮我把行李搬上大皮卡。车子颠簸着驶向项目驻地，路边的椰子树向后退去，我的东帝汶篇章，就这样徐徐展开。

初到项目的窘迫至今难忘。第一次跟着当时的项目经理王海军去现场和印尼监理沟通摊铺问题，对方浓重的口音像团乱麻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急得手心冒汗。王总看出我的局促，一边用手势辅助讲解，一边耐心补充关键词。回程路上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别着急，我刚来的时候，连‘咖啡’和‘茶’都能听错。” 从那以后，他总带着我跑工地、见监理，在一次次磕绊中，我慢慢找到了翻译的节奏。

工作走上正轨后，日子变得鲜活起来。清晨，我会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，给窗台上的三角梅浇水，看它们在热带阳光下肆意绽放；午休时，和当地员工用不熟练的葡语交流，听他们讲帝力海边的传说；傍晚，我带着项目部当地员工的孩子们在空地上踢毽子，他们清脆的笑声能传到很远。最难忘的是暴雨夜，我们冒雨给受灾的村民送物资，一位老奶奶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她眼里的感激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闲暇时，我和同事们在海边支起烤架，把从国内带来的孜然撒在滋滋冒油的烤肉上；端午节包粽子时，当地员工好奇地学卷粽叶，最后包出奇形怪状的 “四角粽”，却吃得格外香甜。我们还成立了 “工地运动小分队”，在简易篮球场上挥洒汗水，有次我投进关键三分，大家欢呼着簇拥着我，那一刻，仿佛忘记了身在异乡。

2022年8月通车那天，阳光格外灿烂。曾经尘土飞扬的环岛路，变成了平整宽阔的柏油大道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当地司机摇下车窗，笑着竖起大拇指；当地孩子们在路边追逐，手里握着刚从海边捡来的贝壳。人民日报、央视和当地政府纷纷点赞。可对我来说，最珍贵的不是那些荣誉，而是在东帝汶工作的那段时光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每一个脚印，收获的每一份情谊。

如今，我虽已离开东帝汶，但那段时光始终在记忆里闪着光。它教会我，所谓成长，就是在陌生的土地上，从忐忑不安到从容坚定；所谓意义，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而是把平凡的日子，过成照亮他人的光。合上笔记本，窗外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，恍惚间，我又听见帝力的海风，轻轻诉说着那些温暖的过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