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城市，正沉浸在一片渐次亮起的暖光里。元旦前夕的气息，像刚泡开的茶，暖融融地带着些微微的喧腾，一丝丝从窗缝里渗进来。电视里的声音隔墙传来，是模模糊糊的喜庆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敲着年终的工作报告，一旁的手机屏幕，安静地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。是父亲发在群里的消息，寥寥数语，仍和往年一样：“项目吃紧，回不来了，你们好好过节。”

心里出奇的平静，没有一丝儿时那种尖锐的失望。反倒像一块石子投入深潭，只漾开几圈温润的、理解的涟漪。记忆里的童年，元旦总是和“等待”这个词拴在一起。母亲会做一桌子比平日丰盛的菜，我们家是北方的，所以桌子中央必有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，说是“更岁交子”。我竖起耳朵，听着楼道里每一次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心就跟着提起来；脚步声又由近及远，心便沉沉地落下去。那时节的等待，是带着棱角的，是冰凉的，总在元旦最热闹的氛围里，凝成一团小小的、委屈的怨怼——怨那总也完不成的“工期”，怨那个被唤作“岗位”的、抽象的敌人，夺走了我日思夜想的父亲。

此刻想来，那时的父亲，在千里之外灯火通明的工棚，或是寒风呼啸的项目现场，守着轰隆作响的机器跨年时，接到家里打去、又怕耽误他工作匆匆挂断的电话，听着话筒里泄露出的半句电视欢笑，心里翻涌的，又是怎样一片无声的海？他那时从不多解释，只在年后风尘仆仆归来时，用胡茬扎我的脸，从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底，掏出些遥远地方带来的、有些压扁了的特产。

这迟来的懂得，是岁月颁给我的勋章，也是生活馈赠的、略带涩味的成长。直到那年元旦，我也被留在了项目上。朔风野大，刮得临时板房嗡嗡作响，远处城市上空炸开一朵朵璀璨而无声的烟花，像另一个世界的梦。我和几位同事围着小小的取暖器，手里是速热的饭盒。没有晚会，没有饺子，只有对讲机里不时传来的关于某个阀门、某段线路的确认声。就在那一刻，望着窗外黑黢黢的、庞然的工程轮廓，我忽然触碰到了父亲那些年坚守的“内核”。那不仅仅是一份责任，一种被标榜的“敬业”；那是一种更为私密、也更为辽阔的浪漫。当万千人家在温暖的灯火下团聚，见证岁月更迭的仪式时，有一群人，在远离这仪式的地方，用另一种方式“度过”时间。他们的跨年，是以毫米计的精度推进，是以秒为单位的监测，是确保某一根血管般的管道，能在未来的某个清晨，将暖流或动力，输送给那些安睡中一无所知的人们。他们的仪式，是寂静里的喧哗，是荒芜中的创造。

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是父亲发来的一张照片。背景是嘈杂的项目现场，那边已经堆起了厚厚的雪，天气阴沉沉的，他戴着安全帽和防风耳罩的身影，看不清面容，只有模糊而坚实的轮廓。他没有看镜头，而是望着前方的某个地方。照片下方，他写了一行字：“这边雪下得很大，有新年的味道。”

我走望向窗外，城市的灯火已连成一片温暖的、起伏的光海。我知道，在这片光海的背面，在无数我看不见的“远处”，正有无数如父亲、如我昨夜一般的灯火，在荒野，在深山，在海上，固执地亮着。它们或许孤清，却彼此知晓，连成一条沉默的星河。元旦的思念，是朝着家的方向，那一种柔软的牵挂；而元旦的坚守，是背对着家的方向，朝更广阔的夜空，放出的另一只风筝。线的一端在心口，另一端，系在让更多人得以安然团圆的、笨重而光荣的“实在”上。

元旦快乐，所有在坚守在灯火深处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