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1周年，9月我随公司主题党日活动走进绵阳梓潼“两弹城”。当保密工作室的复原间映入我眼中时，关于祖父的记忆顿时涌上心头，与眼前的办公室重合了起来。

家里有一个小小的旧樟木箱，平时总用一把小锁锁着。直到祖父晚年，他才和我说起过去的故事，我也终于看到了箱子里的宝贝。里边装着一叠泛黄的纸页——不是家书，不是照片，是祖父生前反复摩挲的《科技情报分类手册》，封皮上印着模糊的“二机部十三局”字样，纸页的边角被岁月磨得发毛。祖父断断续续的讲述着，那些藏在“保密”二字背后的岁月：他不是站在核试验场的科学家，不是操控仪器的工程师，只是无数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“搭桥铺路”的科技情报兵中的一员，用一页页资料、一行行标注，在看不见的战场上，参与了那段惊天动地的历史。

记忆里，祖父说1959年的夏天，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，手里攥着一张盖着红章的分配通知书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十三局（北京市），任科技情报资料员”。那时候的“二机部”，对外只是个模糊的“重工业部门”，连祖父的父母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只知道儿子要去“搞国家需要的事”，不能问，也不能说。

或许是命运的巧合，祖父在北外主攻的英俄双语专业，恰好成了他情报工作的“敲门砖”。初到十三局的那天，祖父记得很清楚：办公室在一栋灰砖楼里，窗户装着磨砂玻璃，门口有岗哨，进去要过三道登记。他的工位在二楼最里间，一张木桌，一个铁皮档案柜，柜门上挂着“保密等级：绝密”的铜锁。组长递给他一本《保密守则》，第一条就是“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”，末了还特意看了看他的简历：“你是北外毕业的，正好——咱们手里的外文资料堆成山，就需要你这样能啃硬骨头的人，每一个词、每一组数据都不能错，这可是给科研人员‘指方向’的命根子。”

那时，办公室里还能见到苏联专家的身影，他们带来了成套的俄文核技术资料，偶尔会给中国同事讲解反应堆设计的基础理论。祖父因为俄语流利，常被派去协助整理专家的会议纪要，或是翻译他们带来的技术手册。“那时候觉得有专家帮衬，心里踏实些，”祖父回忆时总说，“可没踏实多久，天就变了。”

1960年夏天，苏联突然撤离全部在华专家，中断了所有核技术援助，这对刚起步的中国核事业来说，无疑是晴天霹雳。祖父记得很清楚，那天他去资料室取文件，发现苏联专家的工位空了，桌上只留下几本没带走的俄文笔记，页边的批注还没写完。组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语气沉重却坚定：“专家走了，资料断了，但咱们的原子弹不能停！以后国外的技术封锁会更严，咱们手里的外文资料，就是唯一的‘路’，必须啃下来！”

从那天起，祖父的工作强度翻了倍。之前有苏联专家把关，俄文资料的翻译和核对还能借力；如今没了依靠，不仅要独自啃完堆积如山的英俄文献，还要从零散的西方期刊里“抠”信息。有一次，他整理一份苏联专家留下的残缺反应堆资料，发现关键的核心参数被撕去了半页，只能抱着词典，对照其他俄文文献里的相似设计，一点点反推数据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，才终于补全参数表。

“那时候哪敢偷懒？”祖父总说，“知道国家等着用，每一份资料都不能马虎。有时候译到眼睛发酸，就用冷水洗把脸，专家撤走了，咱们更得争口气，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。”也是在那段日子里，他的《俄汉科技词典》被翻得封皮脱落，里面夹满了手写的术语注释，有些词旁边还画着简易示意图——那是他怕自己记混，特意写给自己的“备忘录”。

1964年春天，祖父接到调令：去青海。没有说具体地点，只说“去支援一线”。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，再转乘卡车，车窗外的景色从农田变成戈壁，最后停在一片被群山环绕的营地前——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“221厂”，对外称“青海矿区”。

青海的条件比北京苦太多。祖父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坯房，墙缝里塞着干草，冬天没有暖气，夜里要裹着两床棉被，早上醒来，脸盆里的水会结一层薄冰。食堂里顿顿是青稞面馒头和咸菜，偶尔能喝上一碗白菜汤，就算是“改善伙食”。但没人抱怨，大家心里都揣着一个盼头：等着那声“响”。

在青海，祖父的工作更忙了，语言优势也愈发凸显。他不再只是整理资料，还要根据科研团队的需求“定向”搜集情报——比如研发组需要了解国外核试验的监测数据，他就要从海量的英文报告里筛选有用信息，提炼成简洁的《情报摘要》；比如材料组遇到了铀部件加工的难题，他就要找出俄文文献里关于“核材料机械性能”的章节，标注出关键工艺参数。那些日子，他的铁皮柜里总锁着一摞摞标着“急件”的资料，有时候科研人员半夜来取，他就住在办公室隔壁的临时宿舍，随叫随到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是祖父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。那天早上，营地的广播里没有像往常一样放《东方红》，空气里似乎都透着紧张。祖父和同事们被集中到一间会议室，等着一个“重要消息”。下午三点整，广播里传来清晰的声音：“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！”

那一刻，会议室里静了两秒，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。有人把手里的笔记本扔到空中，有人抱着同事哭，祖父也红了眼——他想起那些在灯下核对俄文术语的夜晚，想起那些被翻烂的英文期刊，想起铁皮柜里那些标着“绝密”的翻译手稿，突然觉得，所有的苦都值了。那天晚上，食堂难得煮了一锅红烧肉，大家围着煤炉，就着馒头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未来，没人提自己的名字，只说“咱们国家，终于有了腰杆子”。

1965年初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余热还未散去，祖父又接到了新任务：南下四川，参与02基地（后来的“两弹城”）的建设。也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，我的父亲在北京出生了——而此时的祖父，正在从青海奔赴四川的山路上，连儿子的第一声啼哭都没能听见。

等祖父在梓潼的临时营地安顿好，匆匆向上级请假赶回北京时，父亲已经出生两个多月了。推开家门，祖母抱着襁褓里的父亲迎上来，祖父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指尖触到那柔软的小脸蛋时，他突然红了眼眶：孩子的眼睛微微睁开，小拳头攥得紧紧的，可他这个做父亲的，却错过了孩子最开始的60多个日夜。“那时候心里又酸又愧，”祖父晚年提起这事，声音还会放轻，“在青海、四川辗转的时候，总想着等忙完这阵就回家，可‘忙完’从来没有尽头——国家要建基地，外文情报不能断，家里的事，只能先往后放。”

那次回家，祖父只待了三天。临走前，他反复叮嘱祖母“照顾好自己和孩子”，又忍不住多抱了抱父亲，把孩子的小被子掖了又掖，才咬咬牙转身离开。也是从这时起，家里和祖父的联系，成了一件需要“漫长等待”的事——因为涉及保密，基地的具体地址绝对不能对外透露，祖父的收信地址只能写成“成都532信箱”，再由信箱对应的保密单位统一分拣、转递到梓潼的基地。

那时候的通讯本就落后，一封信从北京寄到成都要走一周，再从成都转送到深山里的基地，又要等上七八天，前后加起来至少半个多月。祖母常说，那时候最盼的就是邮局的绿色自行车：每次听见车铃声，她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跑到门口，要是看见邮递员手里有写着“成都532信箱”的信封，就像拿到了宝贝，赶紧拆开念给襁褓里的父亲听。信里的内容永远简单得近乎“敷衍”：祖父会写“这边一切都好，很顺利”，会问“孩子有没有长胖，会不会认人了”，却绝口不提梓潼的气候、基地的情况，连“山多”“路远”这样的字眼都不会出现——《保密守则》刻在他心里，哪怕是对家人，也不能有半分逾矩。

在梓潼的日子里，祖父的工作比在青海时更繁琐：他要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搭建起基地的科技情报库，给每一份外文资料编上保密编号，按“反应堆技术”“核材料”“引爆系统”分类归档；还要根据研发团队的需求，从海量英俄文献里筛选关键信息，熬夜翻译成中文、整理成《情报简报》。有一次，基地要赶制一份“核装置结构优化方案”，急需国外类似装置的力学分析资料，祖父带着徒弟们连续加班两天两夜，从几百份英文文献里挑出12份核心资料，逐段翻译后还在每份资料上用红笔标注出关键参数，帮科研人员节省了大量时间。

直到1973年祖父才把祖母和我的父亲一同接到绵阳，一家团聚。这些年里，祖父错过了父亲成长的日日夜夜。后来，小时候的我总缠着父亲问“那爷爷以前去哪了”“为什么他不回家过年”，父亲会指着家里那本《科技情报分类手册》对我说：“你爷爷去给国家工作了，他懂外语，能帮上大忙。”而现在，我与同事也曾坚守在一线，错过家里的团圆夜、长辈的生日是常事。但每当看到我们的电站点亮万家灯火，大家都说“值了”——这一代又一代人平凡的坚守里，藏着中国人最动人的家国情怀。

直到此次，我随同公司前往梓潼的两弹城纪念馆，在展柜里看到了几本泛黄的英俄科技词典——和祖父当年翻烂的那本很像。讲解员说，当年有无数像祖父这样的外语人才，藏起对家人的牵挂，用精准的翻译、细致的整理，为两弹研发搭建起“信息桥梁”，他们的笔，和科学家的公式一样重要。

如今，两弹城的红砖墙早已爬满青苔，祖父的那本《科技情报分类手册》也成了家里的“传家宝”。每当我翻开那本手册，看到里面夹杂的英俄词汇笔记，仿佛还能看见祖父在煤油灯下逐句翻译的身影，听见那些在邮路上走了半个多月的家书里，藏着的、没说出口的牵挂。

祖父已经离开我许多年了，生前的时候他常说，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只是用学来的外语，守好了自己的岗位。可我知道，正是无数个像祖父这样的“守岗人”，用对国家的忠诚、对家庭的亏欠，撑起了中国核事业的“通天塔”。他们的名字或许没被写进历史课本，但他们的岁月，早已刻进了祖国的山河里；他们藏在信箱里的思念，也成了那个年代最动人的“家国情怀”。

而今，这个旧樟木箱仍然立在我们家的客厅，它就像一座小小的 “精神灯塔”，我坚信这份“为国担当”的赤诚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，永远温热如初。

祖父何世本先生于1984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勋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