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桌上，同事给的一盒山楂正透着新鲜的胭脂红，指尖捏起一颗，冰凉的触感顺着指腹蔓延，忽然就撞开了记忆的闸门——那些飘着糖香的冬夜，竟已隔着二十多个春秋。

大概是95、96年的冬天，我刚上小学，父母冬天主要以卖糖葫芦为生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总能看见妈妈坐在灶台边，面前摆着两大盆刚从批发市场挑来的山楂。她总说“好糖葫芦得先有好果子”，粗糙的手指在清水里反复摩挲，把沾着泥土的山楂一个个洗得发亮，像极了过年时奶奶缝在我棉袄上的红扣子。  

等到天擦黑，炕桌就会被搬到里屋。一盏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，我跟妈妈一起盘腿坐在炕梢，手里各攥着一把小刀，我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山楂“去核”。其实就是把山楂蒂部的小黑点抠掉，再把山楂切开一部分、把里面的核扣掉，可我总做得手忙脚乱，时不时把果肉戳出个小洞。妈妈从不责备，只是笑着把我弄破的山楂拣出来，说“这个留着给你做罐头吃”。爸爸坐在炕头，面前摆着两排整齐的小棍——不是现在的竹签，是那时候爸爸从山上砍来的“苕条棍”。他总说这棍子粗细均匀，沾糖时能挂住薄霜似的糖壳，换成别的棍儿，味道就差了三分。

我至今记得爸爸串山楂的模样。他把山楂按大小排成排，最大的放在头上，按从大到小的顺序串，这样串起来的糖葫芦才圆鼓鼓的好看。他手指粗糙，却格外灵巧，一根棍子转眼就能串满七八个山楂，红通通的像串小灯笼。我总抢着要帮忙，可串出来的要么歪歪扭扭，要么山楂间距不均，爸爸就耐心地重新调整，还教我“做事要像串糖葫芦，讲究个匀称整齐”。

每天天不亮，爸爸就会支起铁锅熬糖。我常裹着棉袄站在旁边看，只见他把白砂糖倒进锅里，加少量水，然后用小火慢慢熬。糖液渐渐从白色变成淡黄色，又转为琥珀色，还冒着细密的小泡时，爸爸就会用筷子蘸一点糖液，放进旁边的冷水碗里。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糖块咬起来不粘牙，这糖就算熬好了。

接下来就是沾糖葫芦的关键步骤。爸爸左手拿着串好的山楂，右手端着铁锅，快速地把山楂在糖液里滚一圈，动作要快，不然糖会裹得太厚。沾好糖的糖葫芦要立刻放在提前刷好熟油的木板上，冬天天气冷，糖液转眼就会凝固，形成一层薄薄的糖壳，晶莹剔透地裹着红山楂，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。我总等不及糖完全凉透，就偷偷拿一根咬一口，糖壳脆得能听见响声，山楂的酸和糖的甜在嘴里交融，那滋味，是后来再贵的糖葫芦都比不了的。

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我整个小学时期，后来我上了初中，父母不再卖糖葫芦，可每年冬天，妈妈还是会买些山楂，像从前那样洗干净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抠山楂核。只是炕桌换成了玻璃茶几，昏黄的灯泡变成了明亮的吸顶灯，苕条棍变成了买来的竹签。如今我也近不惑，在城市里安了家，城市里好像一年四季都有糖葫芦卖，包装精致，口味也多了水果、豆沙等各种花样，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直到今天摸到这几颗山楂，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滋味漫开来，才忽然明白，我怀念的从来不是糖葫芦的味道，而是那些冬夜里，一家人围着炕桌忙碌的温暖，是爸爸熬糖时专注的眼神，是妈妈一边嘱咐我小心扎手，一边手上都是密密麻麻小口却依然不停歇的模样。而我，正等在铁锅旁边，等着那第一口脆甜。